“84份（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1996年清明后的一天，山西省检察院退休检察官王艾甫像往常一样，去到了旧货市场闲走逛逛。王艾甫于1966年参军入伍，曾经历过越南战争，因此当在一个卖旧书的地摊上看到阵亡通知书的时候，王艾甫震惊了。

“太原战役是解放山西的关键之战。”当年那场战争打得十分惨烈，足足打了6个多月才取得胜利。有过参军经历的王艾甫在自己翻阅了旧书地摊上的这些阵亡通知书后，发现无论是从格式还是从细节上，这都不像是伪造的。

为了弄清楚这件事，王艾甫决定买下这4本1949年《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当时书摊老板见王艾甫决心要，立即狮子大开口要3000元。王艾甫的退休工资一个月才300，为了拿下，王艾甫咬咬牙，四处筹款，最终才得以将这份宝贵资料带走。

初期艰难

“王艾甫找来专家鉴定。”在认真翻看了这4本登记册后，王艾甫感觉自己实在是看不出半点破绽。以防万一，王艾甫又特意去找专家鉴定。最终，经过层层鉴定，王艾甫得到了确认，这些资料确实是1948年到1949年，在太原战役中阵亡将士的名单。

确认无误后，王艾甫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寻找工作中。王艾甫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残忍，明白这份资料对于烈士家属的重要性，因此希望尽可能地将这一份份阵亡通知书送到烈士家属的手里。

在一开始，王艾甫觉得这件事的流程应当比较简单，毕竟，档案上有清楚的记载将士各类信息，只要自己“按照通知书上的籍贯地址”一一询问，写信说明情况，就能得到确认，也就能将阵亡通知书送去。

然而，让王艾甫没想到的是，在1996年到2005年的将近10年时间里，在王艾甫卖掉了自己收藏的300枚银元，甚至将自己的房子贷款抵押了，都依然没能得到那些阵亡将士家属的回应。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这84份将士阵亡通知书却依旧原封不动地在他手里，这下，他迷茫了。他曾经特意找省检察院的政治部副主任帮忙，措辞诚恳地写信给烈士村庄和各地民政部门，但得到的结果不是石沉大海，就是信件退回。

陷入到困局的王艾甫想了又想，突然有了注意。“太原市有七大烈士陵园”，在太原战役中阵亡的将士们许多长埋在烈士陵园里，自己不如去那里找找线索。

在7个烈士陵园走遍后，王艾甫果然有了进展。他在烈士陵园内找到了几十位和自己手里的阵亡将士名单相符合的烈士坟墓。有了墓地，这就进一步说明了王艾甫手中名单的真实性。

心里有了底，又恰逢2005年7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王艾甫决定办一次纪念展览会。在展览会上，王艾甫不仅展览了自己收藏的战争相关藏品，还展览了那84张将士阵亡通知书。

峰回路转

“一位来自武汉的记者汤华明。”这次展览会吸引了许多媒体工作者前去报道，在众多记者中，一位武汉记者汤华明在了解了王艾甫的寻找故事后，决定为此事出一把力。

回武汉前，汤华明特意将阵亡通知书内11名湖北籍烈士的信息记录了下来。在将这些信息刊登在报纸上后，很快，武汉有了回应。

同年11月，王艾甫去到了湖北省云梦县中垸村。当时，几乎全村的人都聚集到了村民郝章群的家附近，就连村委会的干部们也早早起床去到了郝章群的家里忙活。

王艾甫在汤华明的带领下去到村内后，见到的就是村民们“鼓乐齐奏，鞭炮齐鸣”的盛情欢迎景象。王艾甫内心心潮涌动，郑重地将郝载虎阵亡通知书的彩喷复制件、烈士墓地和烈士陵园照片交给了郝载虎的家人。

王艾甫庄严肃穆地表示了对于帮助他的人们的感谢，“郝载虎烈士为解放太原而牺牲”，这次自己非常高兴能够找到郝载虎的家人，也非常感谢郝载虎在解放太原中所做的贡献。

事实上，在王艾甫将郝载虎壮烈牺牲的消息带来之前，部分人一直以为郝载虎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然后当了叛徒逃去了台湾。

毕竟，没有收到阵亡通知书，又没有等到郝载虎回来，所以各种各样的猜测层出不穷。这次王艾甫将阵亡通知书送来，不仅是让郝载虎家人悬挂着的心落了地，也是“为郝载虎烈士正名”了。

郝载虎是王艾甫自1996年得到这份烈士名单之后，第一个送阵亡通知书回家的烈士。在这之后，2005年12月，王艾甫接到了一个特殊的电话。

来电方表示自己是军人孙耀的孩子孙秀峰，希望王艾甫帮忙找找，看阵亡名单里有没有一个叫孙耀的名字。王艾甫根据孙秀峰提供的信息立即翻找手里的名单，很快，他在名单里找到了对应烈士。

坚持到底

“王艾甫三去集宁。”孙秀峰被疾病折磨多年，到2005年的时候已经是71岁的高龄。她一直心心念念着当初参军的父亲的下落。在孙秀峰珍藏的一堆物品里，是一封封尺寸不一的信件和小布包。

数十年的漫长时间里，孙秀峰一边工作，一边拿着父亲当初的入伍通知书，默默等待着父亲回家。然而60年过去，孙秀峰始终没能等到父亲的任何消息。

在2005年，电视上的一则报道吸引了孙秀峰的孩子的注意。得知王艾甫在寻找在太原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后，孙秀峰的孩子朱敏抱着一线希望联系了王艾甫。

和郝载虎的情况不同，这回，在确认了孙耀在烈士名单中后，事情并没有很快结束。“申请革命烈士称号必须在牺牲者所在地或家属居住地。”王艾甫拿着太原民政局开具的牺牲证明，以及当地政府开具的孙耀、孙秀峰的父女关系证明，但却没能让事情得到进展。

当地民政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这些文件都过时了，不能使用。后来，此时在当地的影响逐渐扩大，有关部门了解此事后迅速对此事展开关注，并对对应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理，最终，孙耀的烈士证得以办理成功，烈士孙耀也终于得以正名。

随着找到了烈士一个个增加，王艾甫寻找烈士家属的事情也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在这些热心人士的帮助下，考虑到自己越来越大的年龄，王艾甫将自己一生收集到的文献和资料捐献了出来，经过政府的反复确认后，这些宝贵的资料都“被放到了当地的纪念馆里。”

在王艾甫为烈士寻亲的路上，王艾甫的妻子、子女，都是王艾甫的强大助力。王艾甫本身是太原收藏协会的会长，协会也给王艾甫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小结：

“能够为84个烈士找到家，我感觉是我最大的安慰。”漫长的找寻时间，不仅没有磨灭王艾甫的决心，反而让其越发坚定。他表示，对于烈士家属来说，最大的绝望莫过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能帮助烈士回家就是自己最大的安慰。

1996年，一名山西退休官员王艾甫在逛地摊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84名烈士阵亡通知书。在确认这些都属实后，王艾甫踏上了慢慢送烈士回家的长路。在路上，王艾甫曾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阻碍，但这些阻碍都没能打倒王艾甫的决心。